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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8.0 推荐

分类:国产剧 中国大陆 2005

主演:陈创 刘敏涛 李丁 张鹰 温玉娟 张永健 

导演:朱正 袁进 

更新:完结/2022-08-11

剧情简介

20世纪40年代,地处南方的徐家川。富家少爷福贵(陈创 饰)自幼顽劣成性,不思上进。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偏偏娶到了貌美贤淑的米行老板女儿陈家珍(刘敏涛 饰)做媳妇,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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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福贵 》赵树理 原文

福 贵①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比方他走到谁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着非福贵不行:谁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给送送;遇上埋殡死人,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只是没人能用得住他——身上有两毛钱就要去赌博,有时候谁家的地堰塌了大壑,任凭出双工钱,也要请他去领几天工——经他补过的壑,很不容易再塌了。可是就在用他的时候,也常常留心怕他顺便偷了什么家具。后来因为他当了吹鼓手,他的老家长王老万要活埋他,他就偷跑了,直到去年敌人投降以后,八路军开到他村一个多月他才回来。我们的区干部初到他村里,见他很穷,想叫他找一找穷根子,可是一打听村里人,都一致说他是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难的正派人翻身以后,区干部才慢慢打听出他的详细来历。①原载(太岳文化)创刊号(1946年10月1日出版),1947年2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一福贵长到十二岁,他爹就死了,他娘是个把家成人的人,纺花织布来养活福贵。福贵是好孩子,精干、漂亮,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十六七岁做手头活就能抵住一个大人,只是担挑上还差一点。就在这时候,他娘又给他订了个九岁的媳妇。这闺女叫银花,娘家也很穷,爹娘早就死了,哥嫂养活不了她,一订好便送过来作童养媳。不过银花进门以后却没有受折磨——福贵娘是个明白人,又没有生过闺女,因此把媳妇当闺女看待。村里有自乐班,福贵也学会了唱戏——从小当小军①,长大了唱正生,唱得很好。银花来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戏,看到福贵出来,别的孩子们就围住她说:“银花!看!你女婿出来了!”说得她怪不好意思,后来惯了,也就不说那个了。 银花头几年看戏,只是小孩子看热闹;后来大了几岁,慢慢看出点意思来——倒不是懂得戏,是看见自己的男人打扮起来比谁都漂亮——每逢庙里唱自己村里的自乐班,不论怎样忙,总想去看看,嫌怕娘说,只看到福贵下了台就回来了。有一次福贵一直唱到末一场,她回来误了做饭,娘骂了一顿,她背地里只是笑。别人不留意,福贵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来,因此误了饭也不怪她,只悄悄地笑着跟她说一句“不能早些回来”?①小军,跑龙套。二福贵长到二十三,他娘得了病,吃上东西光吐。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东屋婶也说该早点准备,福贵也请万应堂药店的医生给看了几次,吃了几服药也不见效。一天,福贵娘跟东屋婶说:“我看我这病也算现成了。人常说:’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如今是七月天,秋快吃得了,恐怕今年冬天就过不去。”东屋婶截住她的话道:“嫂!不要胡思乱想吧!哪个人吃了五谷能不生灾?”福贵娘说:“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死我倒不怕!活了五六十岁了还死不得啦?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给福贵童养了个媳妇在半坡上滚①,不成一家人。这闺女也十五了,我想趁我还睁着眼给她上上头②,不论好坏也就算把我这点心尽到了。只是咱这小家人,少人没手的,麻烦你到那时候给我招呼招呼!”东屋婶满口称赞,又问了日期,答应给她尽量帮办。七月二十六是福贵与银花结婚的日子,银花娘家哥哥也来送女。银花借东屋婶家里梳装上轿,抬在村里转了——圈,又抬回本院,下了轿往西屋去,堂屋里坐着送女客,请老家长王老万来陪。福贵娘嫌豆腐粉条不好,特别杀了一只鸡,做了个火锅四碗。不论好坏吧,事情总算办过了。福贵和银花是从小就混熟了的,两个人很合得来,福贵娘觉着满高兴。不过仍不出福贵娘所料,收过了秋,天气一凉病就重起来——九月里穿起棉袄,还是顶不住寒气,肚子里一吃东西就痛,一痛就吐,眼窝也成黑的了,颧骨也露出来了。东屋婶跟福贵说:“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你也该准备一下了。”福贵也早看出来,就去寻王老万。王老万说:“什么都现成。”王老万的“万应堂”是药铺带杂货,还存着几口听缺的杨木棺材。可是不论你用什么,等到积成一个数目,就得给他写文书。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将就收罢秋,穰草还没有铡,福贵娘就死了。银花是小孩子,没有经过事,光会哭。福贵也才二十三岁,比银花稍强一点,可是只顾央人抬棺木,请阴阳,顾不得照顾家里。幸亏有个东屋婶,帮着银花缝缝孝帽,挂挂白鞋,坐坐锅,赶赶面,才算把一场丧事忙乱过去。连娶媳妇带出丧,布匹杂货钱短下王老万十几块,连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块钱,给王老万写了一张文书。①在半坡上滚,指事情未到底。②上头,姑娘结婚前,要绞脸、盘髻,当地习惯叫“上头”。三小家人一共四亩地,没有别的指望,怕还不了老万的钱,来年就给老万住了半个长工。银花从两条小胳膊探不着纺花车时候就学纺花,如今虽然不过十六岁,却已学成了纺织好手。小两口子每天早上起来,谁也不用催谁,就各干各的去了。老万一共雇了四个种地伙计,老领工伙计说还数福贵,什么活一说就通。老领工前十来年是好把式,如今老了,做起吃力活来抵不住福贵,不过人家可真是通家,福贵跟人家学了好多本领。不幸因为上一年福贵办了婚丧大事,把家里的粮食用完了,这一年一上工就借粮,一直借到割麦。十月下工的时候,老万按春天的粮价一算,工钱就完了,净欠那三十块钱的利钱十块零八毛。三十块钱的文书倒成四十块,老万念其一来是本家,二来是东家伙计,让了八毛利。福贵从此好像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第四年便滚到九十多块钱了。十月里算账,连工钱带自己四亩地余下的粮食一同抵给老万还不够。这年正月初十,银花生了头一个孩子。银花娘家只有个嫂,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不能来,福贵只好在家给她熬米汤。粮食已经给老万顶了利,过了年就没吃的。银花才生了孩子,一顿米汤只用一把米,福贵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锅饭,又不敢把熬米汤的升把米做稠饭吃,只好把银花米汤锅里剩下的米渣子喝两口算一顿。银花见他两天没吃饭,只喝一点米渣子,心疼得很,拉住他的胳膊直哭。四十四那一天,自乐班要在庙里唱戏,打发人来叫福贵。福贵这时候正饿得心慌,只好推辞道:“小孩子才三四天,家里离不了人照应。”白天对付过去了,晚上非他不行,打发人叫了几次没有叫来,叫别人顶他的角,台底下不要。有些人说:“本村唱个戏他就拿这么大的架子!抬也得把他抬来!”东屋婶在厢房楼上听见这话,连忙喊道:“你们都不知道!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人家家里没吃的。三四天没有吃饭,只喝人家媳妇点米渣渣,哪能给咱们唱?”东屋婶这么一喊叫,台上台下都乱说:“他早不说?正月天谁还不能给他拿个馍?”东屋婶说:“这孩子脸皮薄,该不是不想说那丢人话啦?我给人家送个馍人家还嫌不好意思啦!”老万在社房里说:“再去叫吧!跟他说明,来了叫他到饭棚底吃几个油糕,社里出钱!”问题是算解决了,社里也出几个钱,唱戏的朋友们也给他送几个馍,才供着他唱了这三天戏。社里还有个规矩:每正月唱过戏,还给唱戏的人一些小费,不过也不多,一个人不过分上一两毛钱,福贵是个大把式,分给他三毛。那时候还是旧社会,正月天村里断不了赌博。十七这一天前晌,他才从庙里分了三毛钱出来,一伙爱赌博的青年孩子们把他拦住,要跟他耍耍钱。他心里不净,急着要回去招呼银花,这些年轻人偏偏要留住他,有的说他撇不下老婆,有的说他舍不得三毛钱——话都说得不好听:“三毛钱是你命?”“不能给人家老婆攒体己?”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走开,就跟大家跌起钱来。他是个巧人,忖得住手劲,当小孩子时候,到正月天也常跟别的孩子们耍,这几年日子过得不趁心才不耍了。他跟这些年轻人跌了一会,就把他们赢干了,数了数赢够一块多钱。五回到家,银花说:“老领工刚才来找你上工。他说正月十五也过了,今年春浅,掌柜说叫早些上工啦!”福贵说:“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咱给人家住半个,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得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银花说:“不住不是贴得越多吗?”福贵说:“省下些工担担挑挑还能寻个活钱。”银花说:“寻来活钱不还是给人家寻吗?这日子真不能过了呀?”福贵说:“早就不能过了,你才知道?”他想住也是不能过,不住也是不能过,一样不能过,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且不给他住,先去籴二斗米再说!”主意一定,向银花说明,背了个口袋便往集上去。打村头起一个光棍家门口过,听见有人跌钱,拐进去一看,还是昨天那些青年。有一人跑来拦住他道:“你这人赌博真不老实!昨天为什么赢了就走,真不算人!”福贵说:“你输干了,叫我跟你赌嘴?”说着就回头要走,这青年死不放,一手拉着他,一手拍着自己口袋里的铜元道:“骗不了你!只要你有本事,还是你赢的!”福贵走不了,就又跟他们跌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大输赢。这时候,外边来了个大光棍。挤到场上下了一块现洋的注,小青年谁也不敢叫他这一注,慢慢都抽了腿,只剩下四五个人。福贵正预备抽身走,刚才拉他那个青年又在他背后道:“福贵!你只能捉弄我,碰上一个大把式就把你的戏煞了!”福贵最怕人说他做什么不如人,怄着气跌了一把,恰恰跌红了,杀过一块场洋来。那人又从大兜肚里掏出两块来下在注上叫他复。他又不好意思说注太大,硬着头皮复了一把,又杀了。那人起了火,又下了五块,他战战兢兢又跌了一把,跌了两个红一个皮,码钱转到别人手里。这时候,老领工又寻他上工,他说:“迟迟再说吧!我还不定住不住啦!”那个青年站在福贵背后向老领工道:“你不看这是什么时候?赢一把抵住受几个月,输一把抵住歇几个月,哪里还能看起那一月一块半工钱来?”老领工没有说什么走了。隔了不大一会,一个小孩从门外跑进来叫道:“快!老村长来抓赌来了!”一句话说得全场的人,不论赌的看的,五零四散跑了个光,赶老万走到院里,一个人也不见了。晚上,福贵买米回来,老万打发领工叫他到家,好好教训了他一番,仍叫他给自己住。他说:“住也可以,只要能借一年粮。”老万合算了一下:“四亩地打下的粮不够给自己上利,再借下粮指什么还?不合算,不如另雇个人。”这样一算,便说:“那就算了,不过去年的利还短七块,要不住就得拿出来!”福贵说:“四亩地干脆缴你吧!我种反正也打得不够给你!”就这么简单。迟了一两天,老万便叫伙计往这地里担粪。福贵这几年才把地堰叠得齐齐整整的,如今给人家种上了,不看见不生气,再也不愿到地里去。可是地很近,一出门总要看见,因此常钻在赌场不出来,赌不赌总要去散散心。这样一来二去,赌场也离不了福贵,手不够就要来叫他配一配。六福贵从此以后,在外多在家少,起先还只在村子里混,后来别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有时候走得远了,三月两月不回来。东屋婶跟银花说:“他再回来劝一劝他吧!人漂流的时候长了,就不能受苦了!”银花有一回真来劝他,他说:“受不受都一样,反正是个光!”他有了钱也常买些好东西给银花跟孩子吃,输了钱任凭饿几天也不回来剥削银花。他常说他干的不是正事,不愿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银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见他回来常是顺着他;也知道靠他养活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养活自己和小孩。自己纺织没钱买棉花,只好给别人做,赚个手工钱。有一年冬天,银花快要生第二个小孩,给人家纺织赚了一匹布。自己舍不得用,省下叫换米熬米汤,恰巧这时候福贵回来。他在外边输了钱,把棉衣也输了,十冬腊月穿件破衣衫,银花实在过意不去,把布给他穿了。腊月二十银花又生了个孩子,还跟第一次一样,家里没有一颗粮,自己没米熬米汤,大孩子四岁了,一直叫肚饿,福贵也饿得肚里呱呱叫。银花说:“你拿上个升,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就说我迟两天给他纺花!”福贵去了,因为这几年混得招牌不正,人家怕他是捣鬼,推说没有碾出来。听着西屋的媳妇哭,她婆婆揭起帘低低叫道:“福贵!来!”福贵走到跟前,那老婆婆说:“有点小事叫你办办吧,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福贵问她是什么事,她才说是她的小孙女死了,叫福贵去送送。福贵可还没有干过这一手,猛一听了觉着这老婆太欺负人,“这些事怎么也敢叫我干?”他想这么顶回去,可是又没说出口。那老婆见他迟疑就又追道:“去不去?去吧!这怕甚啦?不比你去借米强?”他又想想倒也对:自己混得连一升米也不值了,还说什么面子?他没有答话,走进西屋里,一会就挟了个破席片卷子出去了。他找着背道走,生怕碰上人。在村里没有碰着谁,走出村来,偷偷往回看了一下,村边有几个人一边望着他一边咭咭呱呱谈论着。他没有看清楚是谁,也没有听清楚是说什么,只听着福贵长福贵短。这时候,他躲也没处躲,席卷也没处藏,半路又不能扔了,只有快快跑。这次赚了二升米,可是自这次也做成了门市,谁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青年们互相骂着玩,也好说:“你不行了,叫福贵挟出去吧!”来年正月里唱戏,人家也不要他了,都嫌跟他在一块丢人,另换了个新把式。人混得没了脸,遇事也就不很讲究了:秋头夏季饿得没了法,偷谁个南瓜找谁个萝卜,有人碰上了,骂几句板着脸受,打几下抱着头挨,不管脸不脸,能吃上就算。有一年秋后,老万的亲家来了,说福贵偷了他村里人的胡萝卜,罚了二十块钱,扣在他村村公所。消息传到银花耳朵里,银花去求老万说情。其实老万的亲家就是来打听福贵家里还有产业没有,有就叫老万给他答应住这笔账,没有就准备把他送到县里去。老万觉着他的四亩地虽交给了自己,究竟还没有倒成死契,况且还有两座房,二十块钱还不成问题,这闲事还可以管管,便刘银花说:“你回去吧!家倒累家,户倒累户,逢上这些子弟,有什么办法?”钱也答应住了,人也放回来了,四亩地和三间堂房,死契写给了老万。写过了契,老万和本家一商量,要教训这个败家子。晚上王家户下来了二十多个人,把福贵绑在门外的槐树上,老万发命令:“打!”水蘸麻绳打了福贵满身红龙。福贵像杀猪一样干叫喊,银花跪在老万面前死祷告。福贵挨了这顿打,养了一月伤,把银花半年来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八伤养好了,银花说:“以后不要到外面跑吧!你看怕不怕?”他说:“不跑吃什么!”银花也想不出办法,没说的,只能流两眼泪。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这次不论比哪一次也强,不上一个月工夫,回来衣裳也换了,又给银花送回五块钱来。银花问他怎样弄来的,他说:“这你不用问!”银花也就不问了,把这几块钱,买了些米,又给孩子换换季。村里的人见福贵的孩子换了新衣裳,见银花一向不到别人家里支米,断定福贵一定是做了大案。丢了银钱的,失了牲口的,都猜疑是他。来年正月,城里一位大士绅出殡,给王老万发了一张讣闻。老万去城里吊丧,听吹鼓手们唱侍宴戏,声音好像福贵。酒席快完,两个吹鼓手来谢宾,老万看见有一个是福贵,福贵也看见席上有老万。赶紧把脸扭过一边。丧事完了,老万和福贵各自回家。福贵除分了几块钱,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老万觉着这福贵却非除去不可。这天晚上,老万召集起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来道:“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叫人家知道了,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一坟一祖的,这堆狗屎涂到咱姓王的头上,谁也洗不清!你们大家想想这这这叫怎么办啦?”这地方人,最讲究门第清,叫吹鼓手是“忘八”“龟孙子”,因此一听这句话,都起了火,有的喊“打死”,有的喊“活埋”。人多了做事不密,东屋婶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了,悄悄告诉了银花,银花跟福贵一说,福贵连夜偷跑了。自那次走后,七八年没音信,银花只守着两个孩子过。大孩子十五了,给邻家放牛,别的孩子们常骂他是小忘八羔子。福贵走后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把这地方占了。有人劝银花说:“不如再找个主吧!盼福贵还有什么盼头?”银花不肯。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人了,你一定要守个忘八贼汉赌博光棍啦?”银花说:“是你们不摸内情,俺那个汉不是坏人!”区干部打听清楚福贵的来历,便同村农会主席和他去谈话。农会主席说:“老万的账已经算过了,凡是霸占人家的东西都给人家退了,可是你也是个受剥削的,没有翻了身。我们村干部昨天跟区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打算把咱村里庙产给你拨几亩叫你种,你看好不好?”福贵跳起来道:“那些都是小事!我不要求别的。要求跟我老万家长对着大众表诉表诉,出出这一肚子忘八气!”区干部和农会主席都答应了。晚上,借冬学的时间,农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有些古脑筋的人们很不高兴,不愿意跟忘八在一个会上开会。福贵不管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就发起言来:“众位老爷们:我回来半个月了,很想找个人谈谈话,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这忘八气——只要我跟哪里一站,别的人就都躲开了。对不住!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万家长领领教,请大家从旁听一听。不用怕!解放区早就没有忘八制度了,咱这里虽是新解放区,将来也一样。老万爷!我仍要叫你’爷’!逢着这种忘八子弟你就得受点累!咱爷们这账很清楚:我欠你的是三十块钱,两石多谷;我给你的,是三间房、四亩地、还给你住过五年长工。不过你不要怕!我不是跟你算这个!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老万闷了一会,看看大家,又看看福贵道:“这都是气话,你跟我有什么过不去可以直说!我从前剥削过人家的都包赔过了,只剩你这一户了,还不能清理清理?你不要看我没地了,大家还给我留着大铺子啦!”福贵道:“老家长!我不是说气话!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说我自己说:我从小不能算坏孩子!一直长到二十八岁,没有干过一点胡事!”许多老人都说:“对!实话!”福贵接着说:“后来坏了!赌博、偷人、当忘八……什么丢人事我都干!我知道我的错,这不是什么光荣事!我已经在别处反省过了。可是照你当日说的那种好人我实在不能当!照你给我作的计划,每年给你住上半个长工,再种上我的四亩地,到年头算账,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一年又一年,到死为止。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当这样好人啦?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二十九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幸而没有叫你把我活埋了,我跑到辽县去讨饭,在那里仍是赌博、偷人,只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大家顾不上取乐,才算没有再当忘八!后来那地方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在那里改造流氓、懒汉、小偷,把我组织到难民组里到山里去开地。从这时起,我又有地种了、有房住了、有饭吃了,只是不敢回来看我那受苦受难的孩子老婆!这七八年来,虽然也没有攒下什么家当,也买了一头牛,攒下一窑谷,一大窑子山药蛋。我这次回来,原是来搬我的孩子老婆,本没有心事来和你算账,可是回来以后,看见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们,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这个忘八气,总是不敢跟我说句话。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这个坏蛋名字,还不知道要传流到几时,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评论<活着>余华中的福贵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作出了有一个判断。 一个事实:福贵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然而他活着。《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一天时间对其一生苦难的叙述。在近四十年里,他经受了人间的很多苦难,面临了与一家四代人的生离死别,是一个痛苦致极的人,他本应该死掉,可他活着,甚至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正如作者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福贵的不死,让人很是迷惑,可是他活着,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有着自己活着的意义,有着自己的不死。 福贵是徐家的大少爷,可他却是个败家子,从而引出了他一生的悲惨,一生的孤单,一生的无奈和一生的“失败”和“成功”。 “福贵”是中国农村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的因素,大多数农民追求的都在这两个字里得到充分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是我们牛耕民族的悲哀,同时这也是福贵的一生的悲哀。希望儿子既福且贵,他却偏偏是既苦且悲,如此天壤之别的反差,构成的悲剧命运正是福贵一生的写照。 福贵的人生厄运是从他的堕落开始的,按照大多数人的说法,福贵的苦难和受罪,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他的“美名”远近闻名,被公认为注定“无药可救”的人。长大后,他无师自通的继承了父亲恶劣的遗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整日沉溺于嫖娼与恶赌之中,最终将自己的祖业输的一光二净,至此他苦难的一生才真正的开始。先是父亲掉进粪缸而死,接着是母亲病死,然后是儿子有庆抽血过多而死,再是女儿风霞产后大出血而死,不久妻子家珍病死,几年后女婿二喜遇难横死,小小的外孙苦根也吃豆子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可他却依然活着。 死亡是极其悲惨的厄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柔弱的福贵竟然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地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生命之重而无怨无悔地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活着做一番特别的研究了。 余华曾感叹福贵是“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同时余华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福贵是一个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的人,说到底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世界观之一。福贵的人生观是活着,或者说是仅仅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而这也不全是他的人生观,但他毕竟还是活着,这既宿命又有点自慰,是余华笔下比较常见的活在宿命中的人物,同时又不完全在宿命中完成自己所有的一切。从这里可以看出,福贵的不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余华赋予他存在的理由和活着的意义。余华是一个善于写宿命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宿命观往往会使他的作品的人物达到一定的高度,叩问人的心灵,阐述人生的意义。 亟待追述的是福贵的精神史。福贵的精神史是在有个亿人性的层面展开的,这让许多读者有点意外。《活着》没有将一部苦难史写成革命史或思想史,却写成了朴质的生命精神史。福贵的苦难史折射出战争的血腥、政治的荒诞、精神的恐怖、饥饿与贫穷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福贵的苦难史和精神史的视域的展开的,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我们对福贵的精神史的追问。福贵的一生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史,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实际,也将是永远活着的现实,因此,福贵在作为精神史方面的存在有着他自身所无法估量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他活着,即使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 在解读福贵的过程中,读者往往会有这样的追问:福贵为何不死?福贵为何而活? 下面再次从作者余华方面,说说福贵为何不死。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福贵去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福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生活在那个苦难时期的平凡的一个受难者。福贵的活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在《活着》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福贵的活着而展开的,如果没有福贵的活着,《活着》作为余华的最具有代表性和最高成就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一种现象。因此便有了福贵活着的另一个理由,福贵是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一个时代具有存在意义的形象,福贵的活着,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农民——的活着或者是存在。虽然这似乎违反了作者赋予福贵的形象的存在的意义,但却在没有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的前提下,承载了更多社会存在的意义。 福贵的生命意识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就这个意义而言,似乎福贵更有活着的理由。这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本性,一种人类比较赞同和欣赏的人生态度,一种人类存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存在的重要表现。在这里,福贵代表的是更加高层次的人类存在的意义的一个叩问,这样的叩问和这样的意义将使福贵的活着更加有活着的理由,福贵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超越了余华让福贵存在的本来的意义。 福贵活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女人在连在一起。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家珍分别对他的前后半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福贵的母亲对于福贵的溺爱,超出了常人可以想像和接受的范围,也正是由于他母亲的这一伟大“举措”使得福贵前半生幸福无比,同时也埋下了福贵无师自通的继承了父亲恶劣的遗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整日沉溺于嫖娼与恶赌之中,最终将自己的祖业输的一光二净,致使他苦难的一生开始的种子。福贵在前半生是个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是母亲的过分溺爱使他这方面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母亲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福贵好好的活着,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的这个愿望使他放弃了第一次死亡的念头,从而在死亡边缘都不曾有过死亡的念头。活着的愿望占据了他的思想中的大部分的空间。妻子家珍对福贵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妻子家珍对福贵的爱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特别是家珍不嫌弃福贵落魄后的穷困潦倒,在生下儿子有庆后就回到了福贵的身边,让福贵在困苦中可以好好的活着。家珍是一个比较好的妻子,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眼中所谓的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是家珍这一形象在《活着》中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她让福贵的生存的欲望打倒所有的一切,从而让福贵越活越豁达,越活越活得有滋味。福贵在妻子家珍的影响下,也终于明白活着对于自己存在的种种。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何况福贵有两个“成功”的女人,因此福贵这个形象“活着”也就顺理成章了。 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传统文化性格的使然。假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主干——儒家和道家构建的人生论出发,追问福贵忍受苦难,进而化解苦难、超越苦难而活着的人生态度,就会发现福贵活着的历史根源,以及精神力量的来源。福贵的活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种特征的重要表现。与此出发,特别是道家学说,阐述了“无为”“无为而治”等观点,福贵在此作为小国寡民,活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效果。 由此可得福贵活着,有着其存在的特别的人物形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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